抗战时期，乐山复性书院同仁合影，前排右三为熊十力。
熊十力10岁时，父亲讲授《三字经》，他一天就背熟了。熊能背诵很多书，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不放一本参考书籍。年轻时，熊十力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父兄诧异不已。十力非其本名，原是佛家术语，专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他移而为名，自信满满，可见一斑。熊十力曾言：“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熊十力就读过的南京内学院师友群起攻击，认为其离经叛道，但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有人拿自己的文章给熊十力看，熊十力说：你拿书给我看干什么？你应该看我的书，就是不看我的，也应看圣贤的书，你的狗屁东西算什么作品呢？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想吃桌上的一块肉，熊十力却立刻夹到自己碗中，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熊十力与张难先私交甚笃。张任湖北财政厅厅长时，很多人来求熊，希望能通过熊帮忙弄个一官半职。熊不胜其烦，遂在报上刊登启事一则，内容为：“无聊之友朋，以仆与难先交谊，纷诉介绍。其实与其折节求官，何如立志读书。须知难先未做官时，固以卖菜为生活者，其乐较做官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与厅长通音讯，厅长何物？以余视之，不过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1949年以后，熊十力脾性依旧，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中国哲学会请他作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1956年，政协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熊十力原不在邀请之列，熊的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过去曾有人说：‘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政协马上联系上海方面，邀请熊先生为特邀代表。陈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此时熊正在洗澡，他说：“我是不能坐飞机的。”于是坐当日火车前往。在这次会上，他被增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并连续当选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但他只是政协的“三到”委员：开幕到、闭幕道、照相到。其余时间，均不到会，而是呆在宾馆里与友朋聚谈。某次，一位大人物突然莅临，全场起立相迎，唯熊十力我自岿然不动！熊十力进京怕坐飞机，说是怕把飞机给坐坏了，但坐火车又忍受不了车厢里的暖气，因此每次北上开会，均把车窗打开，风呼呼的往里灌，一车厢的人均消受不了。服务员向陈毅反映，说熊十力是个怪老头，不好伺候。陈哈哈一笑，说：“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住一个包厢好不好？”早年在杭州，熊十力很想结识另一位大儒马一浮，便请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引见，单不庵支吾似有难处，他怕马一浮不给面子。熊十力干脆谁也不用，径直把《新唯识论》稿本包好寄给马一浮，并附信说明结交之意。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无音信。忽一日，院里来了一位长者，长髯飘飘，气度非凡，自报家门，原来是马一浮！熊也不客套，上来就问马：信写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一直没个回音？马说，若单寄信来，自是早有回复，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拜读过才能说话。两位大师惺惺相惜，一见便成莫逆，此后如高僧论道，时常往还，确也解了熊氏不少孤苦。他在其《新论》（文言文本）“绪言”中说：“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有次，殷海光问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金岳霖说：“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为做学问，熊十力好与人切磋论辩，汤一介有篇文章记叙此事：他与废名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候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的学生很是张狂，学校聘教师，学生要参与并提意见，如果学生不答应的话，就要重新考虑，因此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学生上课不来，随便挑教授的刺，是家常便饭。可是熊十力不吃这一套，张口便训，急了甚至还动手打。说来也怪，狂妄的北大学生还真就不敢将熊老师轰出去。据李渊庭回忆，1945年，他到老师的房间，看见熊十力正在写的书稿中引王船山的话，不符合人家原意，提醒老师再看看人家讲这句话的上下文。熊十力闻听火了，大骂李渊庭“王八蛋”。李渊庭无奈，只好离开老师书房返回自己家中，谁知熊十力却追了进来，接着骂他：“王八蛋！难道是我错了？”李渊庭解释说：“我只是请先生再仔细看看您引的那段话的上下文，您就会明白的，您讲的不符合原意！”李渊庭话音未落，熊十力已经举拳打向李渊庭的左肩，李不躲避，说：“您打我我也是这么说。”熊十力气愤地走了，李渊庭的三个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第二天一大早，熊十力又来到李家，笑着对自己的弟子说：“渊庭，你对了，我错了！我晚上拿出书来仔细看了上下文，是你说的那意思，冤枉你了！”又摸着三个孩子的头说：“熊爷爷吓着你们了！”说完，就转身笑着离开了。牟宗三曾跟自己的弟子讲起老师熊十力的事情，说：侍师亦不简单，当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熊十力好骂人。弟子徐复观做蒋介石待从室官员，给他一百万元支票，被他大吼大叫地骂走；郭沫若看望他时，带给他一只老母鸡，一起痛骂蒋介石，让他快活异常但蒋介石对于熊十力的学识，却是十分赏识的。20世纪40年代，徐复观受蒋介石委托，前去看望熊十力，并给他带去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目睹了整个过程的阎秉华回忆，熊十力大声吼着对徐复观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走！”声音之大，自后山一直传到院里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书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汉口王孟荪先生家中。此时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想当面谈谈，看老夫子能为党国帮些什么忙。熊大师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蒋先生向来耳闻熊氏脾气，也不生气，让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让其赠资百万给熊十力，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熊十力并不领情，说：“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路透社的电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已占领军事重地武汉。熊十力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这年11月中旬，熊十力接到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发来的电报，电邀他北上共商国是。熊十力在给董、郭的回函中说，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否则不欲北行。”“文革”开始，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支秃笔，良久呆坐”。熊十力出生于1885年，自幼家贫，只读过半年私塾，全靠勤奋苦读，终成一代大师。1922年，由梁漱溟推荐，熊十力到北大任教。熊十力喜欢在自己家里给学生上课，并曾在哲学系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封信，写道：“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他改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的书院式方法教学，许多学生上门问学比去上课的还多，被人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弟子亦满天下。出身世家的熊夫人傅既光曾说，他们婚后度蜜月，熊先生利用蜜月读完一部二十四史。熊夫人见熊先生读书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考查他，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夫人只讲开头，让熊先生补叙其事。结果，熊先生不但讲述其事，还说此事出在第几卷。抗战期间，熊十力入川，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从复性书院返回璧山后，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他回忆说：“吾即由重庆往拜。薄暮始达。至则见师母补缀衣裳，并告以先生在屋里，余即趋入，时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灯如豆，状至凄凉，问安毕，相对而泣。并告人情之险。”虽家贫国难，熊十力却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50年代，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熊拒绝了，他说“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北大按老规矩上课。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颇无相纳之意”，但熊还是要回去，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熊先生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新政权建设时期，熊十力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为此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熊的几项建议石沉大海，均无下落，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之后才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恢复起来，改称南京佛学院。垂暮之年的熊十力将全副心力用于著述，他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拖着病体坚持写作。《明心篇》之后，是他“衰年定论”的《乾坤衍》。此书20余万字，刚写两三万字，便“百病皆作”，熊十力拼了老命，终至完成。他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熊十力一生好静。20世纪30年代，他所住的沙滩银闸路西的小院子，门总是关着，为免闲人打搅，门上贴着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了。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了。”据徐复观回忆，熊十力喜欢独处，他曾告诫徐复观，要想做学问，生活上要和妻子隔开，“你和太太、孩子这样亲密，怎能认真读点书？……吾少弱病……平生强远妇人，此全神第一着也”。熊十力说这番话的时候，与夫人就没住在一起，“师母住在相隔约300公尺的地方”。五十年代初，熊十力住在银锭桥，住在上海的夫人想到北京来住一段日子，熊十力却怎么也不肯答应。1954年，熊十力终于无法忍受北方的严寒与孤单，遂于年底移居上海，住在儿子身边。儿子熊世菩家人口多，孩子小，这使一生清静惯了的熊十力非常不适应，只得另觅住所。当时陈毅元帅在上海做市长，熊十力为房屋之事写信向陈毅求助，陈马上回信并着人解决，信中说：“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均应予照顾和协助。……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一身傲骨的熊十力，在新社会学会了求人。而他料事识人的远见，曾经堪称独步，后来也人居矮檐，只能低头。熊十力1901年投身革命，与宋教仁、黄兴、胡瑛等人多有来往。曾有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熊十力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果然得到验证。1950年春，熊十力接到党内老友的邀请，如约北上。甫一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老书生甚感兴奋。他与人谈起一路观感，顺口冒出“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此语一出，吓人一跳，赶紧劝他不要再乱讲。中共建政初期，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他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均遭冷遇。1966年夏，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伤感至极。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台湾学者林继平在《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了一件往事：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熊十力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准备转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四野司令员林彪在广州拦截。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安的同乡，尊称熊为老师。熊十力无可奈何，只得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大会，欢迎这位湖北耆宿荣归故里。会后，即护送熊到北京。1950年代，陈毅去看望熊十力，熊竟伤心地嚎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熊说：“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熊十力晚年居上海时，愈加难耐寂寞，曾对人说：“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陈毅深受震动，后来有次给上海高校教师作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晚年，熊十力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因此，他经常要向统战部领导汇报一下自己的近况，遇有运动，也难免表一下态。如1957年6月，他写信给统战部，信中有“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1959年2月信中有“昨年大跃进，中外欢腾。今岁更当一日千里”。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问题、吃饭问题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统战部，要求吃粗面包，“上月承惠两次饼干，是上好的东西，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所以愿吃粗面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写信告统战部，“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看可救此症否？”并说“素承厚意怜念老人，故敢常扰”。统战部12月5日向上级请示：“拟同意送母鸭一只，请核。”领导批曰“同意”。于是，12月9日，熊十力得到了一只肥母鸭。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熊十力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来，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独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尽矣。”1965年夏，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老师熊十力时发现，熊先生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他一人独坐屋中，身穿褐色长衫，扣子全无，只用一根麻绳作腰带，状若老僧。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两位分别是王阳明和王船山。文革期间，熊十力被抄家、揪斗、游街，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他晚年为自己订有“三戒”：不出门、不会客、不写信，衰年求静，聊以卒岁。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他狂放一生，最后却淹没在践踏文化的洪流之中，只能与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心会神交，凄凉度日。后来，由于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满了对“文革”的抗议。来源：六脉 编写：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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